不知道太平年会如何刻画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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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SR 于 2026-01-31 02:31:57
回答: 本朝木德说的最大毛病是同理民进党金德，金克木 由 于 2026-01-30 22:45:21
那天看一文章，颇学术性，微信上应该可以查到，名字叫“张家清：《冯道传》与新旧《五代史》的命运“ ，里面讲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其实是偷偷写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敢发表。
下面是文章一些段落的引文：
“总之，宋政权不容许后人将五代的历史写得一团漆黑，必须淡化曾经有过的阴谋、暴力和血腥，更不容许有人在陈桥兵变问题上横生枝节，以影响赵匡胤本人及其从龙诸臣的圣德令名。所以抢占舆论制高点，先发制人，铸成定论，就是薛居正修《五代史》的政治使命。”
“欧阳修的再评价
由薛居正监修的史书有《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关于薛史的繁猥失实，后来朝野不少人啧有烦言，要求重修的呼声甚高。《五代史》事连本朝，当政者不愿由此引发争议。而唐史则年代久远，与本朝无涉，于是决定重修，以正视听。至和元年(1054)，即薛修《唐书》及《五代史》成书八十年后，朝廷诏欧阳修修《新唐书》。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新唐书》二百五十卷。由于修《新唐书》，他得以见到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其修《新五代史》准备了条件。”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不仅仅局限于厘清史实，而是重新确立修史体例，比如将类似冯道一类身事数朝的人物从各朝人物列传中剔出，另立“杂传”，以表明这些人的诸姓杂臣身份。同时还因人定位，设了“义儿”、“伶官”诸传。他对人物评价，以是否合于孔孟之道为立论的标准，并于文中直接发论，以示对人物的褒贬。关于欧史所表达的微言大义，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曾作如下陈述:
作本记，用“春秋”笔法，虽司马迁、班固不如也……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乱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欧阳修所指的乱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昏君、暴君，而是行篡窃攘夺的五代皇帝。就此点而言，宋太祖与他所说的“乱君”在行事上是完全一样的。对于欧阳修的书，如果有人要说他是影射本朝，他将是百口莫辩的。如果真是这样，将给他带来不测之祸。不过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网最宽的朝代，而欧又是秘密写作，从不敢以示人，没有扩散造成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给他生前和身后带来不利影响。然而即使如此，恐惧心理仍是存在的。之所以要采用“春秋”笔法，要潜在写作，其原因正在于此。”
“欧阳修写冯道，目的在于正君臣名分，以激励忠道臣节，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宋王朝的千秋基业的，所以赵宋官家也不能公开责难他，但鉴于其所著与国史公然抵触，所以只能以沉默而将其封杀了”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宋世不能刊行，是当时形势所决定的。欧史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它毕竟触犯了宋朝的国讳。薛居正的《五代史》撰述，是符合宋王朝的最高利益的。旧史对冯道的赞誉，可视为对包括薛居正在内的所有五代及宋开国功臣的集体赞誉。五代是一个丧失了儒家忠君伦理社会基础的时代，而如果将五代君臣的行为如实表述，将五代史写成一部乱臣贼子史，则是对宋王朝的合法性的公然挑战。宋王朝不刊行欧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氏家族的保护。欧阳修有幸生在宋世，否则他将是一场文字狱的牺牲品。
《新五代史》的走红是在宋亡之后。元之后，理学大兴，《新五代史》得以见天日。以后，《旧五代史》被弃而不用，落到“若亡若存”的地步(同时还有《旧唐书》)。在明朝，人们常说的“十七史”、“廿一史”，均是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明朝人李贽对欧史《冯道传》中关于冯道的评价不满，但由于他见不到薛史，因而也无法了解欧阳修如此评价的原因。直到清朝，由于满人皇帝们对中华文化典籍的特别关注，才由当时在四库馆任职的邵晋涵将散落在《永乐大典》中有关《旧五代史》的内容抄录下来，重新汇辑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新刊刻，《旧五代史》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比较两部《五代史》，双方观点的异同也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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