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远之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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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Yi Ming 于 2022-09-18 23:53:16

科邪教父于光远之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亦明







【提要】



从五十年代初起,于光远就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政治经济学讲座”。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中国最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如此,从五十年代起,于光远就接受了党中央布置给他的一项使命,即编写一部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为此,于光远率领一个团队“探索”了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因为于光远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以他的门徒和门客将他捧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当时,政治经济学式微,而经济学则是显学。本文对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根底和成就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目录】



一、奉旨著书



二、三朝元老



1、亦步亦趋

2、拒不商榷

3、权贵心理



三、白卷先生



1、形而上学,冥思玄想

2、目不旁视,专心致志

3、咬文嚼字,甘苦自知

4、于粉粉于,不遗于力

5、画地为牢,含饴自娱



四、老眼独到



1、“有计划(按比例)”vs.“有计划和按比例”

2、“各取所需”vs.“按需分配”



(1)追根溯源:于光远的屡次三番

(2)饮水思源:马克思的真正来源

(3)正本清源:于光远为什么要坚持“改回”?



3、于光远与数学



五、“第一部经济学的著作”



1、百纳成裘

2、捉襟见肘

3、如此调查

4、于光远的第二次“农村调查”



六、“太学家”



1、斯大林时代的正统

2、后斯大林时代的正统

3、毛泽东时代的二元论

4、遗老心态



七、“改革家”



1、农业体制改革

2、科技体制改革



(1)、解放科学家

(2)、解放生产力











对于绝大多数“50后”和“60后”来说,如果他们听说过于光远这个人的话,大概率是把他当作一名“经济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这是因为,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中国最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本教科书半年完成,于六十年代出版,以后一直被指定为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1】而在这本“教科书”的封面,就署着于光远的名字。实际上,如果谁在今天到图书馆或网上查找于光远的著作,他找到的那些书,十有八九会是经济学方面的:除了他任主编的《经济大辞典》【2】、《中国理论经济学史 1949-1989》【3】、《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4】之外,还有他的专著《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5】、《经济、社会发展战略》【6】、《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8】,等等。除此之外,山西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于光远经济短篇小论集》,199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于光远选集》和《于光远经济近著三十一篇》,其中全部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文章。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经济学文选》;2010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经济文选》。不仅如此,从1980年起,人民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系列,一直出到1996年。2015年6月,也就是于光远去世之后不到两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又出版了22卷本的《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所以说,在经济学领域,于光远极可能会永远保持两项纪录:第一,码的字最多;第二,出的书最多。确实,在世纪末,于光远是中国“高产经济学家排名”和“高摘用率经济学家排名”的双料“冠军”。【9】最让人咂舌的是,那个排名远远地低估了于光远的“成果”,因为它说于光远在1978-1995年间只发表了457篇文章;而根据于粉们的统计,仅在1978-1985年间,于光远就发表了六百三十多篇文章【10】,即大约每五天发表一篇文章。



也就是因为曾经在经济学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所以在于光远去世后,《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悼念文章虽然以《于光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标题,但在文章的首页,却是一张整页巨幅照片,下面的注释文字是:“经济学家于光远”。显然是为了给“经济学家于光远”这个身份张目,这篇长文的正文第一页有这样一段话:



“几乎在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可圈可点的一笔,与这位老人有关。为了保证会议时间,每人的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北大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德华专门准备了发言稿,对着稿子认真地念起来。他在1977年参与了于光远召集并指导的编书组,写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回忆:‘光远同志提出不要基于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应结合当时实际需要,从实际出发安排书的内容、结构。而当时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上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所以我们编写组所写出的第一章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然后分别一个个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本有别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结构的书,在当时被讽刺为‘规律排队’,但在经济史上留下的评价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出版后,仅10个月就印发了520万册,修订版出来以后又大量发行,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11】



事实是,那句“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并不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评价,而是《光明日报》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评价。【12】并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与于光远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它的作者是薛暮桥。据薛暮桥本人说,他的那本书确实是“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13】



其实,即使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也与于光远没有多大关系,他对那本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编写那本书的“倡议”。【14】在于光远的一生中,他曾提出过无数个“倡议”,所以他在晚年才会以“发起家”自诩【15】,并且到处说自己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发起这事那事”【16】。不仅如此,那本书的不菲印数——该书1982年11月再版时,其《再版说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自一九七九年出版以来,人民出版社先后印行六百余万册”——,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它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代用教材”。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会在出版三年之后就“再版”,除了“在当时被讽刺为‘规律排队’”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该书写得不明不白,所以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百题解答)》这本书的出现,它被当作这本“代用教材”的“辅助教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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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吹乱捧

从八十年代起,“经济学”走红中国社会长达三十余年,所以,“经济学家”也都与有荣焉,名气和身份扶摇直上,成为红人甚至显贵。而在这些走红的经济学家之中,于光远一直就是站在第一梯队的领军人物之一。所以,在他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边把他说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把他塑造成一名“经济学家”。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于光远的门徒和门客们就已经把他说成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了。【18】据说于光远自己的心愿是“当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


一、奉旨著书



如上所述,于光远一生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本书首次问世是在1961年,首印二十万册;即使是在“四人帮”最为猖獗的1973年,它照样出版;“四人帮”倒台之后还不到一百天,1977年1月,它又被翻出来重新出版——人民出版社最后一次出版这本书,大约是在1985年。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跨越了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于光远本人和那位从1977年就给他当秘书的“专家级秘书”【19】胡冀燕对它的称谓。【20】【21】所以,有人说“它是一部在新中国使用最广的政治经济学教材。”【22】国家经贸委经研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专项部主任支东升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都是从于老主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接触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23】于光远去世后,“有‘中国期货业教父’之称”的田源曾这样说于光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他的书开始理性认识世界的。”【24】



问题是,据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说,于光远“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从1956年开始的。【25】那么,于光远凭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五年,一举变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权威?



原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于光远就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一项任务: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据柳红说,1955年,中宣部长陆定一向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三人下达了一个任务,即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牢、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26】



对于上面这个故事,于光远本人的说法则前后不一——这是他在1983年说的话:



“1956年党组织给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这件工作几起几落一直没有完成,直到现在我还担负着这样一个任务。”【27】



一年后,于光远把自己接受任务的时间说成是1959年:



“1959年党中央理论工作领导机构布置每个省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件事的组织工作还是由我来担任。……由于教学需要,同时由于各省、各大区都没有写出较为满意的书,在1960年年底,党中央决定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织了一个编写组进行这个工作,主编这本书的任务还是落在我的身上。”【28】



1985年,于光远的说法又回到了“1956年”:



“从1956年起,我一直在从事一项工作,那就是写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式的专著。”【29】



从九十年代起,于光远换了一个说法,即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不是在执行党组织下达的任务,而是出于他个人的兴趣——这是他1993年说的话:



“1952年11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改变原有的计划,不再把研究土地问题而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建立这个学科作为自己主要的努力方向。这是1953年的事,到现在整整四十年。” 【30】



五年后,于光远又说:



“我打算写的第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也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那是在延安时读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之后萌发出来的念头,为此,我重读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的那第六篇,并搜集了旧中国的解放区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料和学者们论述旧中国农村问题的书籍,并在中宣部对几个青年讲马克思的地租论,想把他们培养为我写这本书的助手。那时我对这件事想得很具体,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和著述计划。1952年看到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题目的研究更加重要,决心放弃原先的写作计划,改换题目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题目以后我坚持研究了四十多年,至今仍在继续。虽然如此,我对研究农村改革问题的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31】



于光远的这个新说法不仅把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间提前了三、四年,而且还把自己长达三、四十年的“奉命探索”说成是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事实是,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在接受“党组织”任务之前,于光远曾经“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是他在1979年说的话:



“一九五三年在学习了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我曾经思考过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问题,深感斯大林同志那时提出并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批评了当时苏联经济学界的许多糊涂观点,的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规律的两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到了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那时我正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即使斯大林这部著作发表之后,在苏联和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以及在平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仍流行一些同正确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相抵触的说法。”【32】



也就是说,于光远在1953年的“研究”属于学习心得、读书笔记,是自发的、偶然的。事实是,《关于规律的两个问题》——原文是“关于法则的两个问题”——只是“抽象”地讨论“法则”这个词的含义,不要说与他三年后“正在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关系,实际上,在那篇文章中,“政治”这个词根本就不曾出现过。【33】也就是因为如此,在1958年编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这本书时,于光远觉得有必要对自己“把1953 年的那篇从哲学上探讨‘规律’问题的文章做了些删节也收在这本小册子里”做出解释。【34】同样,到了1980年,在编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之际,于光远又将这篇文章以“偏重哲学”为由删除了。【35】



事实是,1954年,苏星在《教学与研究》杂志发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一文【36】,它马上被《学习》杂志转载【37】,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学习》杂志甚至为此在1954年11月20日出版了一个“专辑”。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于光远参加了那个大讨论:根据那本《于光远著作目录1937-1986》,于光远在1954年只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胜利的总结》【38】,它显然与经济学无关;另一篇题为《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结合》【39】,它在两年后被收入《学习》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关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结合问题的讨论》一书,但却没有被收入于光远本人编辑、195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假如于光远在1953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在那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大讨论”——据王惠德说,那是新中国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问题的第一个大讨论【40】——中一言不发。其实,仅从于光远在率领一个写作班子“探索”了几十年之后仍旧处于“不断探索”之中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单枪匹马“探索”会是什么结果,不管是奉命而为还是特立独行。



实际上,于光远的所谓“探索”,连“闭门造车”都算不上,因为“造”至少还需要动手劳动,而于光远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专门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这些外围问题上夸夸其谈——直到二十世纪末,他还在为半个世纪前他挑起的“生产力到底包含二要素还是三要素”这个无聊问题喋喋不休。【41】这就像是一个寻宝者在确定了宝库的位置之后,只是在宝库外面转悠,但就是不肯登堂入室。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有八年之久”时,于光远编书的进展仍旧和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当我想到要写一本这个学科的专著的时候,我仍然认为我的准备工作很不成熟。对有一些问题我的认识比较明确,也还比较丰富,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了,却没有时间去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坐下来写作。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提出,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同时,对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自己也没有形成什么比较成熟的意见,写书的结构更没有具体地去考虑,原来想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的写作工作,直到现在没有找到合作者,而自己也没有时间和力量,仍然处于没有开始的状况。”

【28】



如上所述,于光远从五十年代就带领着一个“编书组”,一直带到八十年代;从七十年代就配有专职秘书,一直陪他到死。但是,他却抱怨自己找不到“合作者”,而其“合作”的项目不过是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如果这样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些单打独斗的学者岂不只能靠抄书过活?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大致断定,于光远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了“中央”下达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应该分成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对于前者,于光远飞快地交了差,此即那本让他声名远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而对于后者,于光远则相当于交了白卷。只不过是,就像“文革”中的张铁生一样,于光远也在交白卷之际写了一番话,这就是他的七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二、三朝元老



如上所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三朝元老,是署名“于光远”的书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根据该书的绝对印数——与于光远早前的“革普”(革命知识普及)书籍以及后来其他人的经济学著作(如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相比,《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绝对印数很可能并不十分耀眼——,而是根据它的相对低位:在文革期间,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的那些书,一个人花半个小时即可浏览一过,而于光远的那本书就是那些凤毛麟角之一。


1、亦步亦趋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2005年,在为于光远竞争“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时,于光远的门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列举了乃师的八大学术贡献,其中包括读者寥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包括鲜为人知的《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包括让人啼笑皆非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甚至包括了那本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却不在其中。【42】十年后,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22卷本的《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该书号称“收录了于光远先生自1937年至2013年间涉及经济问题的全部专著、文集、文章、发言(有文字记录者)、信件等”,但其中也没有这本书——连影子都找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看看于光远在1983年说的这段话:



“写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如果不想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写起来并不特别难。我一直没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并把这种研究写成教科书的勇气。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只是根据《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写了一本通俗教材。我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研究工作来做,它也算不了什么研究成果。”【27】



一年后,于光远又说:



“它基本上是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古典著作的。这本书有它的优点,比如在把《资本论》三卷的内容用精炼和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方面,我觉得还是成功的,但是它的确没有什么创见。”【28】



其实,于光远在八十年代挤牙膏般断断续续挤出来的那点儿秘密,苏星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和盘托出了。据苏星承认,编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正确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述过的原理”,而其方法就是:



“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部分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是阐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书。帝国主义部分主要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总危机问题则着重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43】



只不过是,这两个“主编”都没有把他们的最大秘密透露出来。看看于光远在1985年写下的这段话:



“在思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时,有一个现成的体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1954年年初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这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的影响很大。我国自编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这部教科书的体系。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也只是枝节上的,或者次要的地方。”【29】



事实是,当年“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的不仅仅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而且还包括该书的“上册”,它包括第一篇“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和第二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们恰恰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所涵盖的内容。实际上,于光远们之所以能够 在“不到半年就完成了” 那本书【28】——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吴敬琏说,他们实际上“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44】——,并不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古典著作”,因为那样做也需要花费相当的劳动,而是“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现成的教科书——不仅仅是“体系”,而且还包括内容。



最好笑的是,尽管那本书不到13万字,但参加编写的人员竟有14人之多,另外还有5人受到点名致谢。【45】也就是说,即使是抄书,他们每人的平均工作量也不足一万字。按每月26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人每天不足四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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