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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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Yi Ming 于 2022-08-04 23:21:20

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亦明



【提要】

早在八十年代初,于光远就被自己的拥趸们扣上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他本人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架势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本文通过对地租理论、社会进化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等方面的事例对于光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行了分析,证明他是一个既不相信共产主义、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多少深入理解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一根用来打人的棍子,又是一件兜售私货的道具——就像方舟子口中的“科学”一样。




【细目】

一、地租理论

1、地租率
2、绝对地租
3、《资本论》第三卷

二、家庭理论

1、《学习》的氏族与家庭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3、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4、于光远的“对偶家庭”

三、 “原始公社”

1、误译
2、误导
3、以讹传讹

四、“公有制”

1、故弄玄虚
2、别有用心
3、咬文嚼字
4、卷土重来
5、我行我素
6、图穷匕见

五、“共有制”

1、先说历史唯物主义
2、次说辩证唯物主义
3、接着说政治经济学



前面提到,于光远说自己是“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1】而他所谓的“表扬”,并不是指上级领导对他的赞许和鼓励,而是他的下级、信徒、粉丝、拥趸们对他的肆意吹捧,其基本行为模式就是给他扣上一顶又一顶的“桂冠”,如什么“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3】、“当今中国唯一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4】、“中国当代的亚里士多德”【5】,等等。而在所有这些桂冠之中,“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即大名鼎鼎的“马列所”)的下属如马家驹(1927-)、苏绍智(1923-2019)等人在八十年代初拱手献上的。【6】【7】在当时的中国,活着的人之中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胆子接受这样的称号——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1976年去世,但只是到1990年才被追认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理论家”【8】——,但于光远却坦然笑纳这顶送来的高帽。好笑的是,“马列所”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与他们同时代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生平和事业”【9】,所以,由时任“马列所”所长的苏绍智给于光远扣上这顶高帽,就相当于宣布,“于光远研究”也在“马列所”的“主要任务”范围之内。果然,在1985年,一个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研究组”抛出了一本号称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同志辛勤劳动的真实写照”的书,《于光远著作目录 1937-1985》——之所以说是“抛出”,是因为它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单位、没有发行单位、甚至没有编者姓名的“四无出版物”。【10】1986年,恰逢“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同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五十周年”,同一伙人又打着“理论学术界”的旗号,在北京召开了“于光远学术思想讨论会”。【11】也就是因为太过张扬,到了1987年,在中顾委召开的“帮助于光远同志生活会”上,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对着于光远不客气地批评道:

“前一阵子搞一个纪念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四十几个单位,上海搞了又在北京搞,净给你抬轿子,可你就愿意坐!”【12】

让于光远死不瞑目的是,直到他在四分之一世纪后去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没肯给他加上“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谥号——实际上,在那篇不到五百字的讣告中,“理论家”这三个字根本就不曾出现过。【13】倒是反伪帮的准机关报《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一样,它的起家历史也与“反伪”密切相关,所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反伪帮核心成员龚育之在1995年的一个重要“反伪”讲话中,特别予以点名表扬,并且代表反伪帮向它“表示敬意”【14】;而其推销胡同串子司马南的力度,与《南方周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连司马南的马仔李力研都说,它在1995年“连篇累牍发表了司马南揭露‘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文章”【15】;方舟子曾任专栏作家的《北京科技报》,就是这家报社的成员之一——颇为慷慨,在于光远去世的当天就把他说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6】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看于光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懂得多少、多深。

一、地租理论

据柳红说 “1998年吴敬琏曾劝于光远,多花些时间写回忆自己参加党内一些重要事件和接触重要党史人物的文章,他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无法代替你。不要受现实问题的诱惑,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做’。此后,我们读到一本又一本回忆录。”【17】在于光远“一本又一本回忆录”中,他对之批评最为尖酸刻薄的那个人,非陈伯达莫属。而陈伯达之所以会招致于光远的如此忌恨,只因为一件事,那就是他漠视了于光远对自己的批评——这是那个故事的原委:

1945-1946年间,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文。由于在延安整风之后,陈伯达的地位迅速蹿升,并且,于光远本人也关心地租问题,所以那篇文章引起了于光远的注意。而他“越看越觉得他的分析论述不但很肤浅,一知半解,而且概念是混乱的,认为必须写信给他,指出他的错误。”【18】接到信后,陈伯达马上约于光远面谈,并向对方表示“你的信我看了。我对《资本论》没有学好,是个小学生。你的信指出了我的错误,这是对我最大的教育和鞭策。我终生难忘。”可是,当那篇长文出版单行本之后,于光远却发现,他指出的那些错误竟然原封未动。对此,于光远说:“我实在感到这个人真是虚伪”。这是于光远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愤愤不平:

“我对陈伯达的如此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19】

这个故事,于光远在世纪之交还曾多次谈到。【20】【21】【22, pp.189-192】

由于于光远首次公开讲上面那个故事是在1998年,即在陈伯达去世九年之后,因此死无对证;加之陈伯达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御笔钦批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而且于光远谈论的问题又位于他本人的专业之内,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听信于光远的一面之辞。不幸的是,2005年,香港出版了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其中偏偏就有陈伯达生前对于光远的批评的评论:

“《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原本是拟写作的《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一部分草稿,因为抗战结束后工作太忙,难以写就全书,就于1945 年冬和1946年春将这一部分稿子先发表了。后来于光远看了发表的稿子,找我提了些意见,主要是两点:一是文章中统计数字的量很大,有些统计数位有错误; 二是‘地租率’的概念在使用上与《资本论》中的‘地租率’概念不一致。关于第一点,我请你(指笔者)母亲文菲将所有的统计数字重算一遍,因为她中学时曾在湖北全省会考中得过数学第三名,所以我对她的计算能力很相信。结果稿子第二次发表时,于光远又来了,说怎么数位错误都没有改呀?看来你母亲在延安整风受冤枉时,脑子受了刺激,已不大好用了。我那时没有时间再料理这本书,后来还是苏联人在翻译时,将书中的数字重新核对了一遍,纠正了一些错误。关于第二点,我后来在书里加了几句解释,说明这本书不使用《资本论》中的‘地租率’计算方法,而只延用中国农村中传统的‘地租率’的计算方法。因为当时中国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照用《资本论》中计算地租率的方法,就无法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地租率进行计算和研究。不过于光远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我曾经读过多种政治经济学书,就是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23, pp.87-88】

其实,在专业人士看来,陈伯达对中国地租的分析完全中规中矩。陈晓农就说,“建国初期,陈翰伯等学者曾对此书给予好评。”【23, p.89】1956年,苏联人科作道也夫在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一书中说,“陈伯达同志所著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中载有关于旧中国地租压迫的有价值的实际的和理论的资料。”【24, pp.18-19】 1978年,辽宁大学经济系编写的函授教材《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还引用了《近代中国地租概说》,而在当时,陈伯达正被关在秦城监狱。1989年,陈伯达出狱还不到一年、尚在“剥夺政治权利”之际,《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又被全文收入由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辑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只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该文的标题被改为《近代中国地租概况》。【25】实际上,即使是于光远的得意门生龚育之,在论证陈伯达当选学部委员之时,为他开列的第一条资格也是他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26】紧接龚育之之后,有人将陈伯达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与王亚南的名著《中国经济原论》相提并论。【27】也就是说,于光远对这本书经年累月的诋毁,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一家之言,并且,这些负面言论丝毫没能减低这本书的正面学术价值。

1、地租率

查《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陈伯达在初版中将“地租量”与“地租率”混用,如说“中国历来的地租量,大约说来,如前所述,是‘田之所入,地主得其半,耕者得其半’。其地租率大约的数目就是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28, p.35】而在其再版时,陈伯达将“地租率”一般都改为“地租量”,如将上面引文的第二句话改为“就是说,地租量大约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29, p.31】但这并不说明陈伯达搞不懂地租率的概念,因为在初版中,陈伯达还写道:

“前面我们所计算的地租率,是根据实物地租的量。这是目前中国仍然占最大量的现象,也即表现了地租的封建性或半封建性。但是,如前所述,我们这里也已经有货币地租的发展。当我们要按照货币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地租的时候,则是用地租量所占地价的百分比,来计算地租率的。这虽然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一种计算方法;但我们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是包含走向资本主义,并有资本主义发展交错着的过渡性质,因此农业上的地租,也就有封建的性质、半封建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的性质之交错;这样的计算方法,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半封建的过渡经济上。实际上,把这样的计算方法应用在我们这里,并非说明这就是资本主义地租,相反,我们这里应用这种计算方法所得结果,其主要所说的剥削性质,同样是野蛮的、残酷的封建或半封建性的。”【28, p.42】

而为了应付于光远之流的“质疑”,陈伯达在第二版中还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按照中国农村经济一般地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情况,而是处在封建的半封建的关系的情况,因此,这里的地租率的计算方法,一般地不便于用那种完全处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情况下的计算方法。关于实物地租,这里是用中国农村中原来习惯的计算方法,即用地租量占土地生产物的比例,来说明地租率的。”【29, p.32】

也就是说,陈伯达所分析的中国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马克思所说的模式是农业资本家通过支付货币从地主那里租用土地,然后通过支付工资雇佣农业工人来耕种土地——有着根本的不同。

实际上,早在1932年,只有24岁的钱俊瑞(1908-1985)就曾援引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证明,中国的地租与马克思地租理论所讨论的对象完全不同——这是他从德文版《资本论》中翻来的话:

“我们并不是在说及那种情形,即虽然存在着那种已经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式的和土地私有财生产,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事并没有存在,因此佃户不是一个资本家,并且他的经营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的那种场合。爱尔兰便是一个实例。”【30】(注:这段话来自《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七章《导论》。)

与钱俊瑞相似,一个叫田秋烈的人在1935年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地租的形式和性质》——这是其结尾:

“物租的统治,租额的过重,工偿制的保留,租外贡纳的存在——所有这些都说明着中国地租的特质,换言之,即说明着中国地租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31】

在当时,连正在北大史学系就读的王毓铨(1910-2002)在探讨“中国地租”问题时,都要先问一个“现阶段中国的地租是否为资本主义的地租?”这样的问题。【32】而对这样的问题,只要稍有涉猎,就会得到相同的答案。

事实是,早陈伯达两三年,《资本论》一书的翻译人王亚南(1901-1969)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地租总论》。其中,作者首先讨论了“由封建制地租向资本制地租转化的历程”和“中国地租的一般现象形态及其特质的把握”这两个问题,然后,他写道:

“显然的,一个社会的农产品,如其主要不是当作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是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地租以价格支付,以货币支付,根本就无所依据,而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差别价值,即前者对后者能提供较多剩余价值,能在平均利润以上,挣得一种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的事实,就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绝对地租无法实现。”【33】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近代中国农业地租”,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干。实际上,进入五十年代之后,连苏联人也这么说:

“所以,封建地租形式与资本主义地租形式的生产方式是有不同本质上的差别的,而获得这两种地租的方式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封建地租的获得以生产者分得土地为基础,而资本主义地租的获得却以生产者摆脱土地为基础。”【24, p.47】

所以说,于光远以陈伯达“‘地租率’的概念在使用上与《资本论》中的‘地租率’概念不一致”为由,对他提出批评,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那幅僵硬的教条主义面目展示给了世人。而陈伯达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敢于摆脱马克思的桎梏,又凸显其在学识与见识上的确高人一筹。

确实,早在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之前,陈伯达就已经对“中国新哲学者”们发出了“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的呼吁。【34】难怪西方有人会把他与毛泽东并列为建立“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人物。【35】而尽管林彪、“四人帮”等人对陈伯达的懦弱性格颇有些看不起,但对他的学术水平却都相当佩服,如邱会作就说:

“陈伯达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立过大功。他一生最大的业绩就是花了很大心血整理好了毛泽东选集一到五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陈伯达,人们都称之为老夫子(有学问之意)”。【36】

而“四人帮”的笔杆子戚本禹也说:“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37】所以说,尽管于光远利用一切机会、甚至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来贬损陈伯达,但那些言论对他本人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对陈伯达的伤害,正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最好笑的是,于光远在1950年似乎终于搞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在《学习》杂志上发表《关于地租的几个基本问题》这篇文章,其中,他先是大谈资本主义地租与封建主义地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地租,是二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关系,”接着讲实物地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然后告诉他的读者这样的话:

“从上面讲的来看,旧中国地主阶级所收的地租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地租,而是封建性的地租。而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所讲的地租却是资本主义的地租,这一段是一定要弄清楚的。”【38】

显然,那些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聆听于光远的“(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听众,被于光远的照本宣科搞得晕了头、懵了圈——上面这篇文章,就是于光远给他们的“答疑”。而事实是,就在于光远与王惠德合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出版的第二年,有人就在《经济研究》杂志上指出该书作者在地租问题上闹了笑话,因为按照书中的讲解,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土地越好,生产率越高,产品出卖时的市场价格就越低;反之,土地越坏,生产率越低,产品的市场价格就越高。显然,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39】

让人惊诧的是,即使是在那之后将近半个世纪,于光远仍旧坚持他对陈伯达的批评。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40】或“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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